中共的官方媒體普遍限製播出有關政治抗議活動的新聞，但此時官方新聞媒體卻異常熱情地報導了這一事件。在兩小時內，當局向外國媒體發布詳細信息：
在法輪功邪教組織謬論的蒙騙下，五名法輪功信徒在天安門廣場自焚。
—— 新華社，2001年1月23日
隨後，中國各大報紙紛紛發表社論:“這一悲劇再次證明了法輪功的邪惡本質”，“法輪功殘害人的生命，危害整個社會，侵犯人權。”幸存的抗議者只對批准報導此事的官方媒體說，他們被法輪功的謬論欺騙了，相信可以通過自焚達到圓滿。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表示痛悔，並感謝警察和政府救了他們。
中國當局利用這一事件作為對法輪功學員大規模拘留和“再教育”的理由，利用自焚事件所帶來的影響，為根除法輪功、“維護長期社會穩定和人民安全”找到合理性。
政府稱(自焚)證明該組織是邪惡的……自那以來，北京方面已將(反法輪功)運動升級到瘋狂的程度，用陳舊的共產主義式的宣傳戰對民眾狂轟亂炸，官媒上充斥著各種會議對法輪功的揭批、譴責。
—— Ian Johnson《華爾街日報》
幾個月來，官方媒體充斥著對法輪功的詆毀。電視頻道持續播放全身被燒焦的12歲女孩在地上翻滾的畫面，她在呼喚在大火中喪生的母親。中國各地的學生被要求在批判法輪功的集會上簽名，並背誦反法輪功的詩詞，文字內容血淋淋的恐怖。中共動員各單位協助與法輪功的鬥爭，幹部和政府官員被迫接受教育，以確保他們遵守黨的路線。媒體造謠——以及焚燒屍體的恐怖畫面——無處不在，無處不見。
給人一種感覺，經過一年半的掙扎，政府終於在上周發動了一場針對非法精神團體的宣傳攻勢。
—— Erik Eckholm《紐約時報》
自焚事件發生後，公眾對法輪功的同情消失殆盡，中國公民開始將法輪功與厭惡和反感聯系在一起。公眾輿論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以前同情法輪功的人都轉而支持政府。
人們本來很同情法輪功組織的成員，因為他們待人平和友好，不會影響到任何人，北京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員對《洛杉磯時報》表示。但現在他們似乎成了人民公敵，令人十分憎惡……這些人真是瘋了。
—— Henry Chu《洛杉磯時報》2001年2月9日
在中國以外，法輪功的公眾形象也跌到了低谷。 在此之前，法輪功主要被視為一群對抗政府壓迫的和平修煉者而已，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法輪功學員是宗教狂熱分子，正在破壞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 到年底，西方新聞媒體幾乎完全停止了中國對法輪功學員的侵犯人權行為的報導。
自焚消息傳出後不久，海外的法輪功分析人士開始質疑中共官媒的敘述。值得註意的是，他們指出，法輪功的教義嚴格禁止殺人和自殺，也不包括中國媒體所稱的“涅槃”。一個人可以通過自焚升天的觀念根本不符合法輪功的信仰。
法輪功方面堅持認為，這些自焚者不可能是法輪功學員。法輪功結合了佛教、道教的教義，基於中國傳統調息方法進行修煉。他們說，法輪功明確禁止暴力和自殺，並暗示政府可能策劃了這起事件。
—— Philip P. Pan《華盛頓郵報》2001年2月4日
在隨後的幾天和幾周裏，法輪功學員發現了官媒敘述中自相矛盾之處：他們指出，警方當時手持攝影機和消防設備，並且官方媒體立即發布新聞稿，繞過了通常的批準和審查過程。並且《華盛頓郵報》的調查結果顯示，其中一名自焚者是賣淫女，與法輪功沒有任何關系。最後，他們指出了CCTV播放的鏡頭中，警察對一名受害者的頭部猛擊，以及來自醫院的場景，這些場景讓人懷疑CCTV的故事是否帶有某種程度的煽情成分。
擺脫了公眾譴責以及國際監督的約束，中國政府開始批準對拒絕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有系統地使用暴力”。北京方面的指示要求，要把法輪功學員從一個個街區鏟除出去，誰也不能幸免。《華爾街日報》描述了一場“急劇加強的鎮壓和控制運動”，其特點是大規模的非法監禁、造謠宣傳和酷刑。法輪功學員在被拘留期間死亡變得越來越普遍。
自從五名據稱的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自焚以來，鎮壓越來越得益於公眾輿論對法輪功的反對……隨著中國社會對法輪功的反對，迫使修煉人放棄信仰的壓力增加，政府變得更容易對那些手無寸鐵的人使用暴力
—— Philip Pan《華盛頓郵報》2001年8月5日
天安門自焚事件還有一個重要的標誌:它標誌著天安門廣場上持久和平的法輪功抗議活動的結束。相反，許多法輪功學員開始訴諸於更為低調的抵抗形式，出版文學作品或發行記錄迫害的DVD，反對共產黨的造謠宣傳。
在北京新成立的辦公室指導下，每個省都建立了一個小組，利用雙管齊下的戰略開展與法輪功鬥爭:對法輪功輔導員和頑抗分子實行監禁或“再教育”;對其他人進行激烈的宣傳以妖魔化法輪功。
—— Erik Eckholm、Elisabeth《紐約時報》2001年3月9日
由於缺乏持續的國際關註或有效的公眾抗議，法輪功的故事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盡管有證據表明天安門自焚是一起自相矛盾的事件，但中國記者從未對其進行過進一步調查。
